孙立人传说的真与假:战神、军妓与活埋日俘

2019-11-25 17:19:03点击次数:3306

在中国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孙立人的传说,真的或假的。

试着解决一下。

延安昂的胜利

由于延安昂的胜利和四平之战,孙立人在中国互联网上有“战神”之称。然而,蒋介石曾经当面评论孙立人,说他“善于训练军队,但不善于战斗”①

江对孙翔的评价自然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也确实是延安昂的胜利不足以支持孙翔“战神”的名字。

对于延安昂战役,俗话说:“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我军只有一百一十三个团,一千一百二十一名战士,主力有二百一十四个团和二百一十五个团,是敌人三十三个团的七倍...拯救了7000多名英国士兵的生命……”②“500多名被围困的美国传教士和记者获救”(3)由于第113团团长刘吴芳谎报战况,他的儿子刘为民几十年后为他虚构的成就写了一本书(甚至称刘吴芳的独立指挥延安昂战役),许多问题都被腐蚀了。

事实上,新38师的113个团有大约800名官兵参加了战争。4000多名英国士兵和几名传教士被困在延安。敌人大约是日军第三十三师214个团中的2800个(不包括第一旅)。④

成千上万的英国军队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待救援,而是与113个团并肩作战。被困的英缅军首领斯利姆回忆说,当延昂昂战斗时,“我会用我所有的大炮和所有可用的坦克在平墙(北岸)一侧支持孙翔的进攻。”(5)孙立人随后暂时接任英国装甲旅指挥官,指挥坦克支援作战。中英联军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包围英军的与其说是日军,不如说是中英联军从北方和南方进攻日军,包围日军”⑥

战后,孙立人曾说过这场战斗“打败了十倍于我的敌人,拯救了十倍于我的友军”。这不是真的。

日本人没有承认在战斗中失败。根据日本的战争历史,19日“滨河以北的敌人撤退,作为主力的掩护。它不但没有放松进攻,反而增强了力量,就好像它是一支中国军队(新第18集团军大约有1000人)。20日拂晓,正当原田和荒木部队陆续抵达参加战斗时,滨河以北的敌人失去了战斗精神,毫无抵抗地撤退了。这样,第三十三师在延安的战斗就圆满结束了。”⑦

日本军队的上述声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粉饰,但日本军队在这场战斗中没有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事实。

战后,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集中在“1200具敌人尸体、7000名英军、1000多名士兵、500名美国牧师和记者”等统计数据上。

但是这些数据是有问题的。根据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影1942年4月20日(延安昂胜利的第二天)给蒋介石的战争形势报告,“现在根据孙司令的报告:……敌人向南撤退,死伤约500人,我也死伤100多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同一天,史迪威还在日记中说:“第38师(即孙立人师)重新占领延安昂,杀死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

然而,公众又回到了公众面前。国民政府的内部总结并没有肯定“燕昂昂的胜利”,而是着重于反思。军事委员会的战争报告说:

”(日军)佯攻延昂昂,转移我军5a(第5军)的n22d(新第22师)和n38d(新第38d师),从西向东流窜。21日(应该是24日),他们绕过万鼎,扑向腊戍。我们66a (66A)增援部队的n28d(新28师)和n29d(新29师)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使我们陷入混乱。敌人的推进将使整个局势发生急剧变化。”⑧

也就是说,根据这份战争文件,孙立人拒不服从军队,尽管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却加速了缅甸国民军的失败。这种意见是否中肯是个意见问题,但它代表了重庆军委当时的基本观点。

照片:1946年孙立人双十节(右三)和长春部署的励志社交餐

新的第38师撤出缅甸后,被重组为一支新的军队。日本投降后,孙立人前往英国和美国,其新军在郑东国的指挥下,参加了1946年4月18日对四平的进攻。5月3日,林彪觉得战争形势不利。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最近几个月的战斗中,每个旅都损失了1000或数百人...空缺率甚至更高。”⑨5月4日,本溪沦陷,黄克诚曾建议放弃四平。

5月13日,杜余明完成了对四平的总攻:廖耀祥率领新六军,第八十八师为右翼;陈明仁率领第71军向左转。郑东国将第一新军引向中部,直接攻打四平。15日,孙立人抵达东北接管新军。5月18日,新六军攻占了与四平安全有关的塔子山,迫使林彪全线撤退。⑩

通过对以上事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杜余明在四平是林彪的对手,孙立人在战斗结束后上台。

至于蒋介石对孙立人“无力作战”的评价,以及他离开台湾后利用孙中山作为“陆军总司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美国军政界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而对孙中山印象良好。

“军妓”问题

孙立人“军妓”的存在是在新任军官张善发的记忆中发现的。

张说,大约在1945年:

“不管那些先出国或后出国的士兵,他们都渴望回家,他们的心不安,他们的军事纪律松懈。......为了安抚军队的士气,满足官兵的性需求,新军采取了将军妓带到日本的方式。在孙立人和其他人的要求下,他们派人回到中国,以学习现代通信技术和从事文化工作的名义欺骗和招募100多名年轻女性。出国后,他住在密支那郊区,被称为“舒适团队”。他实际上是个妓女。各武装部队官兵写申请,主管部门统一安排住宿和扣款。附近还有一些非常野蛮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国军队。他们也在竞相去。几名年轻女子不愿受到侮辱,拒绝接待中外官兵,在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跳楼自杀(“安慰队”直到回国才解散)⑪

据我所知,张善发的上述记忆属于难以证明、无法证伪的孤立证据。

后来,新军返回家乡,奉命到广州参加投降。与参与接管的绝大多数部队类似,广州新军的军事纪律并不好。根据广州警察局前监察长莲冰夷的回忆:

“孙立人的新军纪律松弛。每天傍晚,1000多名官兵分成小组,...以搜寻敌人和傀儡的名义入侵市民的房屋并抢劫他们的财物。“⑫

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副司令兼参谋长龙郭俊可以证明连冰夷的记忆。

根据龙郭俊的记忆,新一军那天占领了广州“漂亮的房子”,这些房子“显然不是敌伪部队的财产”。结果,“他们经常被指控去见营地主任张发奎,导致张发奎大骂新一军强硬腐败。”龙郭俊还透露,新军在广州有严重的“侮辱妇女和所谓的婚姻问题”。为了减轻公众对他们的批评,张发奎和孙立人多次发布命令禁止卖淫和限制婚姻。......(但是)新军的行为和以前一样。广州的公众舆论批评了新军,称这是“新日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⑬

至于“婚姻问题”,连冰夷也提到了。他说:

“新军抢了很多钱和财产,带着丰富的个人物品,...激怒了一些虚荣好色的年轻女孩和年轻妇女,并为他们的结合感到骄傲。新一军第五十师副司令员杨雯和我是同胞和同学。我们有起有落。他跟我开玩笑说:“当新军的两个师来到广州时,他们接连举行了两次集体婚礼,共有200多名新娘,其中80%以上是聚集在酒店和餐馆的妓女。“这批“咸鸭蛋”已经被我们的官兵带走了。今后,你们公安机关对无证妓女的罚款收入将会大幅下降!我笑着回答说:“新一军到达广州后,已经做了很多坏事,这仍然是好事。”"

张发奎也支持连和龙的说法。张回忆说,后来当新军奉命北上时:

“很多军官的家属拒绝参军。原因很复杂,因为一些官员把他们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的妻子。其中一些妻子是餐馆的服务员。由于日本职业的影响,服务员的坏习惯在广州很流行。一些新军官积累了一些钱,总是跑去餐馆。当他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女服务员穿着漂亮的衣服时,他们想和他们结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是认真的女人。他们嫁给了其他省份的官员,因为他们想要他们的美貌和金钱。“⑮

照片:1945年圣诞之夜,新军官在广州与盟军会合。

舔血八年后,生死攸关。士兵们渴望家人的温暖和财产的购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孙立人对上述行为的态度大多是片面的。

根据莲冰夷的记忆:

“孙立人不仅不惩罚犯法的士兵,而且我开枪打死警察也没用。仅仅抓住小偷是不够的。相反,他指责士兵,并要求警察赔偿军队的声誉。在军队指挥官的愤怒下,我不得不从诺诺撤军。在向李主任郭俊汇报后,李第二天亲自在陆军总部向孙立人道歉,事件开始了。”

新军到达东北后,军纪没有改善,出现了“打野鸡”对付日本妇女的新局面。

例如,宪兵王鼎钧回忆说,在与日本妇女睡觉的问题上,“甚至我们几个班长也没有留下任何空隙”。新一军第30师参谋洪甘棠在日记中写道:“能来这里服役真是太好了。日本人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要求日本人做妾也很舒服。最近,同事们经常有这种情绪……”新一军士兵龚日兴说:“(军官)无事可做...拿着文明的棍子在街上游荡,殴打野鸡。…追逐野鸡成了他们每个人的话题。”新一军参谋潘德辉把孙立人直接拖到“一场威胁日本女孩玩的闹剧”现场,这场闹剧是由“我们军事顾问团一级的干部”上演的。⑲

此外,据张发奎透露,1944年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曾公开要求他“善待军妓”。张回忆道:“第16集团军副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市城防司令。......考虑到守卫这座城市需要很长时间,魏延部门的官员要求允许留下一些女性作为军妓。也许有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来。我没有批准这项请求。”后来,该部迅速放弃桂林,让张发奎“大吃一惊”。⑳

“与内地特勤处联系”问题

孙立人赴台后,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总司令”,成为重要人物。然而,他在1955年被蒋介石软禁,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才获释。

“孙立人案”是历史学家公认的政治不公。

此案的背景与美国支持孙立人取代蒋介石的愿望密切相关。由于蒋介石不想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破裂,所以案件的调查总是遵循“匪谍案”的常规,即“窝藏X匪”和“密谋犯罪”。为了证实这些指控,台湾当局主要利用“李红间谍案”和“郭梁婷间谍案”进行伪造。在郭梁婷“自我承诺间谍活动”后,孙立人随后被免职,并因“旧部门纪律松弛”而被软禁

当然,孙立人不是“共产主义间谍”。然而,根据《JAC文史》2013年第4期的一篇回忆文章,孙立人确实与大陆在1950年前后派赴台湾的使者有过接触,这种接触似乎令大陆满意。

撰写这篇文章的金启恒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前副秘书长。据他说,“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反对孙立人的叛乱的故事和细节是由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父亲的家(金的岳父龚一农)告诉提交人的,并由他的孩子龚伟和龚伟力补充”。

根据这篇文章,反抗孙立人的整个故事是这样的:因为孙立人的妻子龚陶西是龚一农的嫂子,龚一农是新四军系统的一名金融工作者,1950年被华东局召到上海,被赋予在台湾密谋反对孙立人的重要任务:

“华东局一秘饶漱石、华东局二秘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刘晓集体和他谈过话。他们一见面,陈毅就笑着说:“啊,是龚一农同志。”。我们以前见过他。我们在黄骅塘玩围棋!......陈毅详细询问了龚一农的家庭情况和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告诉他:“这次我在找你,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想利用你和孙立人的亲戚关系送你去台湾做你小姑孙立人的工作。当我们解放台湾时,他不应该开枪。"

然而,龚如心说有困难是因为“孙立人和我妹妹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自从他再婚以来,这两个家庭发生了冲突,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由于害怕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他“建议在孙立人找其他亲戚,并说他会先去找他们,然后再回来报告。”

照片:1949年台湾的孙立人

潘闻仲是龚一农想去台湾反对孙立人的候选人。此人“与孙立人有多重关系:潘的妻子是孙的妹妹,潘的妹妹是孙的表妹孙于人的妻子。在孙家,潘闻仲既是叔叔又是叔叔。”龚找到了它,并推荐给刘晓:

”经过刘晓的精心安排,潘闻仲于1950年初把陈毅的私人信件带到了香港,伪装成一个富商,然后客轮顺利抵达台湾。首先找到孙立人的哥哥孙伯恒并住在他的房子里。两天后,孙立人来到孙伯恒的家,两人见了面。会后,两人谈到了他们最近在台湾和大陆的情况。当孙立人问潘闻仲是否不回大陆时,潘提到了他来的目的,并将陈毅的信交给了孙立人。孙立人看完信,沉思了一会儿,问潘:“朱德为什么不写呢?”?他还敦促潘不要出去见外人。他会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闻仲的访问结果似乎令华东局满意。

”从台湾回来后,潘闻仲首先和龚一农谈了他与孙立人的会面以及孙的态度。然后他们一起去上海向陈毅和刘晓汇报。陈毅听后笑着说:“潘先生,你来了很高兴,这次旅行不是白来的。”多次强调应注意保密。他还指示潘暂时不要离开上海,以方便联系,并等待下一次安排。华东局的相关部门将潘石屹安排在待遇优厚的上海汇丰银行担任经理,并计划将他再次派往台湾。"

然而,由于台湾加强了对大陆的反渗透工作,潘闻仲数次访台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至于这次秘密接触,根据作者金启恒的理解,“孙立人的反应是积极的。他只是觉得陈毅的地位不够高,权力不够大,“兵对兵,将对将军”,希望得到总司令朱德的书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这次台湾之行“没有白跑”,是富有成效的。”

此事目前也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孙立人的句子“朱德为什么没写出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没有其他信息来证明它,仍然是一个谜。

作为一名“面粉厂厂长”,潘闻仲在阶级斗争的时代,自然非常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完成这个秘密任务。因此,不清楚他的报告中是否有一厢情愿的因素(如夸大孙立人的态度)。㉑

活埋日本囚犯?

“孙立人活埋日本囚犯”的故事非常受欢迎。

据说孙翔曾经下令:“这些混蛋!你去检查一下,任何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被当场枪毙。这将在未来完成。”一些专家声称孙立人活埋了1200名日本囚犯,当美国报纸披露此事时震惊了世界。

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

基本版本可以参考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栏目的陈述:

中央电视台在其七个军事历史节目《百年战争经典》中的“忠诚的孙立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增强版”。在这个项目中,专家声称孙立人活埋了1200名日本囚犯:

凤凰卫视的节目《封帆大足》中有更多的情节。主持人马胜生提到,孙立人活埋日本囚犯“震惊了世界,因为美国报纸的披露”。还有人提到,“唯一幸存的日本敌人是一位名叫山田金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事实上,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1)第一份讨论此事的公开出版物是1991年出版的文献

到目前为止,我发现的这个抓捕杀人故事的最早来源是1991年出版的一部关于远征军历史的纪录片《一个大国的灵魂》。这本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尤其是在远征军进入缅甸50周年(1992年),这本书的内容被许多纸质媒体转载。

该书第15章“征服密支那”,有这样一个描述:

”史迪威下车后,一名参谋跑上前询问如何处理囚犯的指示。八九名日本人被俘,他们都在战斗中分散被俘,有些人受伤。孙立人厌恶地皱起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道:“这些混蛋!你去检查一下,任何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被当场枪毙。这将在未来完成。"

“命令很快就执行了。第18师在中国战场上犯下了无数罪行。官兵或多或少都沾有中国人的血。结果,军队甚至取消了审讯,所有抓到日本人的人都被当场击毙或按照中国的惩罚斩首。射杀囚犯是不人道的,但毕竟它很受人们欢迎。以牙还牙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好事。从那以后,新的第38师被杀,直到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囚犯逃脱这个复仇师的惩罚。”㉒

作为文献资料,作者没有给出上述描述的任何史料来源。

(2)可以肯定的是,孙立人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杀害囚犯的命令;印度的日本囚犯总数为1,200人。

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盟军战斗人员不仅是中国军队,也是美国和英国军队,许多媒体记者都与军队密不可分。如果孙立人作为一名师长(后来晋升为陆军司令)下令杀死囚犯,“任何到过中国的人都将被当场枪决。这无疑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无视,是一个性质严重到足以提交军事法庭的问题。即使孙立人想这样做,美国第38师(新陆军)的军事顾问和联络官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史迪威和其他人不可能不知道。然而,约瑟夫史迪威、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和其他人的日记中没有任何记载。㉓

至于“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世界”,作者咨询了与印度军队关系密切的《纽约时报》。从1943年到1945年,有14份关于孙立人的报告,但没有一份提到抓捕杀人事件。如果它真的“震惊世界”,纽约时报不可能没有报道。㉔

此外,日本军事史,如日本防卫厅写的《缅甸战争》、森田敦写的《日本军队史》和黑潮服部哲写的《东亚大战的全部历史》,也没有提及此事。

总而言之,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孙立人从未下令杀害囚犯。

此外,驻扎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没有多达1200名日本囚犯被孙立人“活埋”。据官方战争报纸报道,从1943年11月到1945年3月底,印度军队的两个师杀死了27,699名日本士兵,打伤42,760人,俘虏395人。㉕

至于“唯一幸存的日本敌人是一个名叫山田金毅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他找不到任何历史资料的来源。日本唯一的囚犯,英治贤治(Kenji Hideki)于1944年4月15日在重庆《时代潮流文学》第3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反战文学,名为《山田司令》。英雄的名字正是“山田金一”。然而,“山田司令”既不是台湾人,也从未去过缅甸战场。这与孙立人无关。㉖

事实上,当时盟军非常重视从日本俘虏那里获得信息,所以对俘虏的待遇很好,对俘虏的奖励也很高。日本陆军缅甸陆军参谋长1944年3月1日发表的“关于帝国军在非常时期行为的最后通牒”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份给团级以下所有军官的“最后通牒”中,日本缅甸军哀叹俘虏泄露秘密:“从最近缴获的敌方文件来看,最近几天越来越多在我们战斗区被俘的日本士兵利用了军事秘密,特别是我们的军事部署和其他相关声明。随着其他病例数量的增加,这真是令人遗憾。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必须严格教导每个士兵,当他的下落不明时,必须根据程序尽快判断和报告他的状况和灾难的程度。”㉗

囚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和英国永远不会允许孙立人“当场枪毙他们”。

(3)印度军队确实有一些零星杀害囚犯的事件,但不清楚是否使用了“活埋”。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驻扎在印度的军队在缅甸战场上也发生过零星的杀害囚犯事件。退伍军人的记忆证明了这一点:

“士兵们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因此,当我们在一场小战役中抓到三名日本被俘士兵时,每个人都主张用刺刀刺伤他们。但当时规定,如果一名囚犯被抓住,他可以得到1万元的奖金。三个囚犯中有一个留着胡子,可能是个军官。为了发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每个人都宁愿少领奖金。你用刀捅了他,他踢了一只靴子。被俘士兵当场死亡,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替罪羊。然后他们愉快地护送另外两个俘虏到团部。据估计,当其中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路边有一块四个尖角的大石头时,他就拼命反抗这块大石头,他的脑袋立刻就爆了,死了。另一个人在接近团部时,利用被护送士兵的注意力,还把头撞在石墙上。”㉘

不清楚是否存在“活埋”现象。

有人说日本战俘的埋葬是“李红干的”和“日本数据中没有‘孙立人杀战俘’这回事”。有一个叫李红的将军,日本军队曾指控他杀害囚犯。”㉙

李红是孙立人的下属。孙成为新的第一集团军司令后,李接任第三十八师司令。尚不清楚李红是否“活埋”了日军。但毫无疑问,李曾宏虐待日本囚犯。1944年2月6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如下:

这本日记的主要观点是:四名日本囚犯中只有一人幸存。史迪威认为“李”可能打败了他们,这种殴打经常发生。这个“李”正是史迪威在日记中用来称呼李红的(史迪威偶尔也用“李上校”来称呼李红)。

总而言之,有两个简单的词:(1)孙立人没有发布任何杀害囚犯的命令;(2)不可能活埋1200名日本战俘;(3)印度军队确实存在杀害囚犯的现象。不清楚是否使用了“活埋”的方法。

(结束)

笔记

(1)韩三周:《蒋介石与孙立人的谈话》,南方都市报,2014年2月23日。

(2)薛庆余:《孙立人将军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3)戴光德:《缅甸之战:与孙立人将军和吴芳的纪实远征》,黄山图书公司,1995年,第22页。

(4)卢洁峰:《延安昂营救行动考察》,2013年,第141-142页。

⑤威廉·斯利姆:《胜利的失败》,第76页。引自卢洁峰《延安窑洞清剿战争考》,第118页。

(6)卢洁峰:《延安救援行动考察》,2013年,第254页。

⑦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争史办公室:《缅甸战争》,黄山图书公司,1995年,第97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9页。

⑨刘彤:《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⑩杨奎松:《1946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张善发:《出国探险》,收录在郧西文史资料第二辑。

(4)连冰夷、陈嘉仪/口述、李思福/校勘:《抗战胜利时期国民党接受广州的记忆》,载于《广州文史文选》第三辑。

龙郭俊:“新一军入关简史”,收录在《广州文史资料》第12辑。

连冰夷、陈嘉仪/口述、李思福/校勘:《抗战胜利时期国民党接受广州的记忆》,载于《广州文史文选》。

张发奎/口述,夏连赢/采访记录,胡志伟/翻译校对:《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p323。

王鼎钧:《走关山之路》,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3页。

李盛迪等,《国民党初级军官日记》,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龚日兴:《一个新逃兵的自我报告》,东北书店,1947年。

潘德辉:《半世追随应得的生活》,载于安徽CPPCC文史信息委员会编辑的《孙立人记忆全集》,1998年。

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68页和第282页。

引文材料,全部来源:金启恒,《1950年中国共产党反对孙立人揭秘》,《江淮文史》2013年第04期。

邓贤,《一个大国的灵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56-357页。

约瑟夫史迪威和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的原始日记已由胡佛研究所的官方网站全文出版。

http://www . hoover . org/library-archives/collections/diaries-general-Joseph-w-Stilwell-1900-1946;

http://www . hoover . org/library-archives/collections/world-war-ii-diaries-Ernest-f-east brook-1944-45

纽约时报官方网站有查询功能。您可以输入孙立人的英文名“孙立人”,并定义1943-1945,以获得上述查询结果。http://www.nytimes.com/

《中国驻印度军队成果统计》,《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第787页。

吕远明,《被遗忘的日本抗战文学在中国》,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48页。

(日本)永泽·叶君,《战场上的传单:用传单重读太平洋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9-100页。

雷振亚/口述、谢羽杨/整理,《中国驻印度军队简史及密支那战役胜敌记》,赣州文史选编第3号,p36。

萨苏,《雄鹰突破缅甸北部》,文慧出版社,2012年,第317页。萨苏对媒体采访的回应。

史迪威1944年日记,胡佛研究所电子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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